
9月20日下午实盘配资安全吗,海洋史学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李庆新做客广东省博物馆,在岭南大讲堂第十七期主讲《从“三司通贡”到“两省通商”:明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制度演变》,兼谈南海西北陆坡发现的明代沉船。
从朝贡贸易到商舶贸易,从广州—澳门“二元中心”到福建月港,从深海沉船到欧洲“中国时尚”,他从制度、市场与贸易的“溢出效应”三个层面,讲述了明代中国如何在大航海时代重构海贸秩序。
“广中事例”:广东怎样从通商中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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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海外贸易主要置于朝贡体制之下。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分别承接日本、琉球以及东南亚、印度洋等方向的朝贡往来,形成“三司通贡”的格局。使团可以携货通商,民间私自出海贸易则受到海禁限制。
广东的先行,体现在一套逐渐形成的新办法里。李庆新所说的“广中事例”,是指明中期广东形成的、以广州—澳门为中心、以抽分制为核心的商舶贸易管理体制。
为什么首先发生在广东?李庆新将关键归为两点:葡萄牙人东来,广东首先面对新的通商需求;地方军事、财政开支紧张,需要从海贸中寻找财源。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循海路进入印度洋,继而来到东亚。据李庆新介绍,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人从马六甲航抵广东屯门一带。“广东是首当其冲。”他说。
另一边,地方官府急需解决军饷问题。两广长期战事消耗巨大,广西又常需广东接济。嘉靖八年(1529),时任广东巡抚林富向朝廷陈述“市舶之利”,其中一项直指军费:“除抽解外,即充军饷。”
正德十二年(1517),广东官员提出的抽分办法获得朝廷认可,征收比例由十分抽三调整为十分抽二;贵细货物解送京师,其余留在地方,变卖以充军饷。嘉靖初年,市舶宦官被裁撤,广东市舶司继续存在,改由负责海防的海道副使兼管,市舶管理权由此转入地方官员手中。
从允许商船交易,到调整税收、安排停泊与居留,广东逐步将海上的生意纳入新规则。在李庆新的研究框架中,这构成明朝第一次局部放开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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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年前的广州,已经定期举办“交易会”。谈到与今天广交会的历史联系,李庆新用了审慎而引人遐想的表述:这里“可能是一个遥远的、比较早期的源头”。
在李庆新的概括中,澳门位于珠江口西侧,面向外海,供外商居留、大船停泊;广州地处珠江水系内缘,连接广阔腹地,汇集货源、组织交易,也承担管理职能。一个对接远洋,一个联通腹地,两地形成贸易管理的“二元中心”。
据李庆新介绍,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居留,外国商船“湾泊无定所”的状态逐渐改变,澳门作为广州外港,被纳入新的贸易管理体系。
“外国人到了广东这边来,首先在澳门这边进行丈量、抽税,然后再到广州这边做生意。”李庆新用一句话,讲清两地如何配合。
佛罗伦萨商人卡莱蒂的《周游世界评说》,则记录了1598年至1599年前后的场景: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推举代表,乘中国船“龙头划”赴广州采购;代表们白天入城看货议价,晚上回到船上食宿。
谈妥价格,文献译作“拍板”。李庆新特别提到,这个今天粤语里也常用的词,让几百年前的交易场面有了熟悉感。他同时说明,当时的交易会与现代广交会不同,也与传统岭南墟市不一样,呈现国际性商品交易的特点。
南方+记者 黄堃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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