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下午，海洋史学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李庆新做客广东省博物馆，在岭南大讲堂第十七期主讲《从“三司通贡”到“两省通商”：明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制度演变》配资实盘排行怎么用，兼谈南海西北陆坡发现的明代沉船。
从朝贡贸易到商舶贸易，从广州—澳门“二元中心”到福建月港，从深海沉船到欧洲“中国时尚”，他从制度、市场与贸易的“溢出效应”三个层面，讲述了明代中国如何在大航海时代重构海贸秩序。
线上股票配资“广中事例”：广东怎样从通商中找到出路？
明代前期，海外贸易主要置于朝贡体制之下。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分别承接日本、琉球以及东南亚、印度洋等方向的朝贡往来，形成“三司通贡”的格局。使团可以携货通商，民间私自出海贸易则受到海禁限制。
广东的先行，体现在一套逐渐形成的新办法里。李庆新所说的“广中事例”，是指明中期广东形成的、以广州—澳门为中心、以抽分制为核心的商舶贸易管理体制。
为什么首先发生在广东？李庆新将关键归为两点：葡萄牙人东来，广东首先面对新的通商需求；地方军事、财政开支紧张，需要从海贸中寻找财源。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循海路进入印度洋，继而来到东亚。据李庆新介绍，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人从马六甲航抵广东屯门一带。“广东是首当其冲。”他说。
另一边，地方官府急需解决军饷问题。两广长期战事消耗巨大，广西又常需广东接济。嘉靖八年（1529），时任广东巡抚林富向朝廷陈述“市舶之利”，其中一项直指军费：“除抽解外，即充军饷。”
正德十二年（1517），广东官员提出的抽分办法获得朝廷认可，征收比例由十分抽三调整为十分抽二；贵细货物解送京师，其余留在地方，变卖以充军饷。嘉靖初年，市舶宦官被裁撤，广东市舶司继续存在，改由负责海防的海道副使兼管，市舶管理权由此转入地方官员手中。
元股证券:ygzq.hk从允许商船交易，到调整税收、安排停泊与居留，广东逐步将海上的生意纳入新规则。在李庆新的研究框架中，这构成明朝第一次局部放开对外贸易。
住在澳门，到广州参加“交易会”
400多年前的广州，已经定期举办“交易会”。谈到与今天广交会的历史联系，李庆新用了审慎而引人遐想的表述：这里“可能是一个遥远的、比较早期的源头”。
在李庆新的概括中，澳门位于珠江口西侧，面向外海，供外商居留、大船停泊；广州地处珠江水系内缘，连接广阔腹地，汇集货源、组织交易，也承担管理职能。一个对接远洋，一个联通腹地，两地形成贸易管理的“二元中心”。
据李庆新介绍，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居留，外国商船“湾泊无定所”的状态逐渐改变，澳门作为广州外港，被纳入新的贸易管理体系。
“外国人到了广东这边来，首先在澳门这边进行丈量、抽税，然后再到广州这边做生意。”李庆新用一句话，讲清两地如何配合。
佛罗伦萨商人卡莱蒂的《周游世界评说》，则记录了1598年至1599年前后的场景：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推举代表，乘中国船“龙头划”赴广州采购；代表们白天入城看货议价，晚上回到船上食宿。
谈妥价格，文献译作“拍板”。李庆新特别提到，这个今天粤语里也常用的词，让几百年前的交易场面有了熟悉感。他同时说明，当时的交易会与现代广交会不同，也与传统岭南墟市不一样，呈现国际性商品交易的特点。
南方+记者 黄堃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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