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丹巴地区的碉楼群远眺。红四方面军长征途经丹巴，这里的碉楼被红军用来驻守、警戒。
贵州遵义娄山关石拱关门
江西瑞金叶坪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
四川冕宁彝海结盟纪念碑
贵州赤水丙安红军渡口
【守望家园】
长征文物是红军长征最重要的实物见证，它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完整呈现长征行军路线和重大史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立足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能够发现对长征文物的认识和保护工作伴随着我国革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当前，长征文物保护正由单体点状修缮向系统性保护思路转型，在开创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一、长征文物的特征
长征文物广泛分布在长征沿线15个省区市、300余个县（市、区）范围内，其中以四川、贵州、陕西、甘肃、云南、湖南等省份最为集中。这些文物沿红军行军路程呈线性分布，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遗产体系，堪称一条从中国东南蜿蜒至西北的巨型红色文化遗产廊道。长征文物的特征如下：
第一，类型丰富，区域差异显著。现有长征文物主要包括建筑及建筑群、战场遗址、标语及宣传画、交通设施、烈士墓、纪念地和纪念设施等类型，基本涵盖了革命文物的所有形态。由于长征跨越了我国中西部地形地貌与地域文化最为丰富多样的区域，使得同一类型的长征文物在形态、工艺做法上往往差异显著。例如建筑类就包含了东南客家民居与祠堂、苗侗鼓楼和风雨桥、川黔场镇、川西北藏羌碉楼与村寨、陕甘堡寨及窑洞甚至西式教堂等多种类型。
第二，会议会址密集，价值突出。长征的过程曲折复杂，行军方向、线路、目的地及战略战术等，都随着政治军事形势发展不断调整变化。这些重大决策多是通过会议决定，因此长征沿线保留了大量的会议会址，如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猴场会议、苟坝会议等会址。据统计，长征沿线现有会议会址超百处，在建筑类长征文物中占比约10%，其中65%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交通设施凸显长征特色。长征是走出来的，因此长征文物涵盖了大量交通设施。据初步统计，有桥梁72座，渡口遗址74处，历史道路20余段，是长征文物构成中极具辨识度的特点。它们往往因地制宜，形态构造各有千秋，仅桥梁就包括了石拱桥、铁索桥、悬臂桥、木廊桥、石板桥、板凳桥等各种类型。同时，这些交通设施和周边历史环境的结合十分紧密。以历史道路为例，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近30公里路段，从宝兴县的山脚蜿蜒到山顶垭口，再下降到小金县另一侧山麓，沿途经过了山谷森林、草甸缓坡和雪线陡坡等多种环境，体现了长征时期的空间格局和历史风貌。
第四，长征文物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长征”所代表的含义深深烙印于不同代际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红色故事家喻户晓，同样广为流传的还有脍炙人口的长征诗词。据统计，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国保、省保长征文物挂牌为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约14%挂牌为青少年教育基地，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层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总之，长征文物是伟大长征精神的实物载体，是促进长征精神传承弘扬与红色血脉赓续的重要依托。它们反映了沿线各地历史文脉、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建筑特色和自然景观的多样性，具有独特的艺术、科学和文化价值。
二、系统性保护局面初步形成
近十年来，长征文物的保护进入新阶段，在理论研究、调查认定、保护修缮、政策法规、协同管理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初步形成了系统性保护的局面。
长征文物的保护理念与方法论渐渐明晰。2016年10月，国家文物局部署“长征—红色记忆工程”，首次全面掌握了全国长征文物资源家底和保护利用基本情况。同时，引入“文化线路”保护理念，从保护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线路的角度，指导长征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形成《长征文化线路总体保护策略研究报告》《长征文化遗产线路总体规划》《长征文化线路标识与展示体系建设指引》等成果，成为长征文物保护管理的重要指导和依据。
长征文物保护相关政策法规也不断完善。2017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长征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通知》。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将“长征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工程”列为重点项目。随着公布革命文物名录政策的推出，各省积极将长征文物纳入革命文物名录。当前，长征文物中的国保和省保单位超过90%被列入革命文物名录。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将长征文物整体性保护纳入国家战略部署。2020年，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将长征沿线260个县（市、区）纳入长征片区。2021年，实施长征片区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被列入《“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同时，长征沿线多地陆续出台了针对长征文物保护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如《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例》《桂林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等。沿线各地也陆续成立了一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如广西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甘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发展研究中心等。
长征文物的调查认定、保护级别提升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进展。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来，新发现长征文物点超过300个，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增长率超200%。在2019年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遴选中，共有猴场会议会址、苟坝会议旧址、红军长征过石厢子旧址等八处长征文物被列入。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又有相当数量的长征文物被发现、认定。
同时也需正视的是，长征文物本体不易辨识，调查认定难度高。由于红军多数时间处在连续行军作战过程中，且文献史料中的图像资料极为稀少，导致长征文物尤其是战场遗址、渡口、历史道路等，容易出现“有史无迹”的情况。针对这一难题，近年来文物部门开展了以贵州遵义鲁班场战斗遗址、夹金山红军长征遗迹等为代表的革命文物考古调查，力求以一手证据佐证文献史料与口述历史，解决“有史无迹”的难题。
如今，长征文物保护水平整体提升，逐步形成协同保护态势。“十四五”以来，各省共开展长征文物保护项目460余项，涵盖文物本体修缮及抢险加固、三防设施建设、预防性及数字化保护等工程。
长征文物多零散分布在偏僻的乡野，往往单体规模较小，并且存在跨行政区域分布的情况，保护管理的难度极大。针对这一难点，江西、四川、贵州、陕西等省份探索尝试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长征文物集中成片保护工程推进模式，逐步转变以往单点保护的工作模式。如2021年，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文物部门成立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渡赤水红色联盟”。2022年，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第一批12处“红色草原”，其中包括长征相关的红原、松潘草原和甘孜草原等，使红军过草地的历史环境被纳入自然资源保护范畴。2024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第一批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名单，其中包括遵义会议纪念馆—同济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等。
此外，长征文物个体差异大，对保护技术的要求较高。近年来，开展了一批研究型、精细化的长征文物修缮工程，例如巴西会议会址一期修缮工程，从最初考虑“全面复建”，到之后的“建设保护大棚”，最终按“最小干预”原则，引入土遗址保护方式，开展现状加固保护。对会址与环境进行了翔实的勘察、评估和分析，涵盖考古调查、工程测绘、藏式传统建筑建造特征分析、保存现状评估等，并对文物本体和相关病害进行了取样、检测和试验，为巴西会议会址量身定制了包含基础加固、墙体支撑加固、裂隙修复、生物病害治理、木结构修复加固、新建截排水沟等保护修缮方案。
三、进一步做好保护的思考
在过去的十年里，各地在长征文物系统性保护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一些新做法、新探索正在陆续被实践。
放眼未来，想要更好地保护长征文物，全面彻底摸清家底是基础，必须加强长征文物“全要素”调查与保护。推动对红军长征历史道路的调查发掘，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与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系统性补充认定、提级一批长征文物。针对尚未编制保护规划的重要长征文物，可以通过规划加强系统性保护管理。
同时，长征文物的针对性保护措施的制定，亦需要前期深入的研究作支撑。在前期勘察设计阶段，尽可能深入挖掘梳理各类文献资料、历史图像和口述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年的文物档案，深入分析文物在长征时期的结构、材料、做法、标语等历史信息，以及后期的演变和保护修缮情况，从而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此外，想让更多人了解长征文物背后的故事，还应加强保护与展示工程的相互衔接，让长征文物“开口说话”。对已属国有产权、具备区位优势的长征文物，应统筹谋划保护展示计划，使得文物修有所用；对不适合开放展示的长征文物，也应通过增设说明牌、二维码等方式纳入展示体系。
如今，数字化为长征文物保护开辟了新的可能。应建立并完善各级文物数据管理平台，实现长征文物信息数字化、可视化。同时，可以建立健全文物与住建、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草、文旅等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与联合管控机制。
我们也注意到，部分地区的长征文物建筑修缮后内外一新，抹除了长征时期真实的使用痕迹，或是在环境整治过程中，将周边原有历史环境大规模改造为广场、园林等纪念性设施或景观，破坏了长征时期的历史氛围。因此，一定要防止“重纪念性、轻真实性”的倾向，切不可片面强调其作为纪念地和教育场所的价值和意义，而忽视文物本体和历史环境的真实性保护要求。
元股证券:ygzq.hk长征永远在路上，长征文物在塑造国家记忆、赓续红色血脉、树立国家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应保护好这些红色遗产，不断推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物保护之路。
（作者：杜凡丁 杨 戈，系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分院总规划师、文保一所所长）
（本版图片均为李韵摄/光明图片）尚卓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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